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在理论上上继先秦心性之学，下集宋明以来心学之大成，“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论，到阳明可谓达到了成熟”，确为不刊之论。但是，关于阳明心学的思想渊源问题，学术界的论述都是不全面，或者说是不完备的。①在论析阳明心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时，都忘记点明前者与《周易》思想的继承、发挥和再创造。众所周知，正德三年（1508）的“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的催化剂，在此瞬间，他对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有了超越性的体认，是其 “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的关键时刻，而此关键时刻实际上是由《周易》催生的，其作于龙场的《玩易窝记》云：
阳明子之居夷地，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卷二十三《玩易窝记》)
“文王拘而演《周易》”，阳明居夷穷困而读《易》，所以李贽说：“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卷四十一李贽《阳明先生道学钞序》）是乃一语点出阳明学问之大本大源。今研究者亦认为：“阳明之学问气象，可谓悟于《易》亦终于《易》，其一生传道说法，单以心学、理学范畴解析，常有难晓处，若以易道观之，则浑然一体，圆融无碍。”此得阳明学术渊源者也。
一、知行合一与阳明易学
王阳明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工夫论，而不是本体论。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阳明学说先建构起心即理的本体论，然后从本体论中引申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工夫论，而是相反，他从圣贤典籍中揣摩，从生活中体悟，获得的工夫论才是其思想的基础，其本体论只是修身工夫论的理论诠释。且工夫论发明在先，首重知行合一之说，然后才侧重“致良知”之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阳明知行合一论与易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先作一番阐释。
据《王阳明年谱》，阳明龙场悟道是在正德三年（1508），第二年“始论知行合一”，故而二者之间必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关联。阳明在龙场，“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郭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卷三十三《年谱一》格物致知是《大学》所提倡的修身工夫，自朱熹重新解释后，成为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必修途径。王阳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表明他已获得了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见解。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说有两个错误：其一，求理于外物；其二，知和行分割为二。而他本人所悟，正是对这两个失误的反省和补救。王阳明所悟格物致知之旨，便是其独特的“知行合一”说。在宋儒那里，知行合一说已融入了《周易》的思想要素，如陆九渊所阐述的那样：“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卷三十四《语录上》）但王阳明却不同意其思想先驱的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提出自己独特的知行合一说，其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求理于吾心的内向工夫；其二，知行一致的并进工夫。此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因为“知”不是外求的物之理，而是内求的心之理， “心之理”必是真切笃实的，它表现为行动的意念、动机，是“行”的组成部分，而“行”的坚定性、正确性是由个人之“心”的思考、决断的结果，它依赖于个体对心中之理的践履、体知，故而“行”是知的表现：
知之真实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做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合一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焉。（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知行合一的基石在于求理于心，求理于外，知就不可能转化为坚定的“行”，知和行必然分裂为二，所以，知行合一说既包含着知行一体而并进的工夫论，又包含着 “吾心即理”的本体论。《周易》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对儒学真正具有创造意义的发展，是它完全自觉地力图将形上之“天”（“道”）与形下之“人性”融合在一起，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人道之仁与义均内蕴同一之本性，所以就人性修存而言，“尽性”，即将先天固有之善性拓展开来就等于是“穷理”、“至命”，这也就是孟子所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所要表述的思想性格。王阳明在知行合一说中，贯彻了这一思想理路，他说：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心、性、命只不过是天道在不同形式上的不同表现，其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子思性、道、教皆从本源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卷一《传习录上》这是阳明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解释。人若能修辞立诚，率性于道，便是践行了圣人尽性至命之教，这样，《中庸》的“性”、“道”、“教”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便圆融为一体，“‘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 ’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卷一《传习录上》）“中和位育”即修养工夫之极致，类似于《系辞》中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王阳明用自己的话说：“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而有发皆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卷二《传习录中》）强烈的主体精神和道德内求意识是引领人们进入这种境界的必要条件，以阳明自己来说，龙场悟道就不是一种纯知识理性的思辨，也不是脱离生活的静观，而是在艰苦的生活处境，顽强奋斗的实践中的生命体悟，它异常鲜明地强调儒家以生活实践为本的观点，突出地体现出儒家的实践理性的思想特色。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可以从《周易》那里找到思想渊源。
二、良知即易：彻底的内求工夫
王阳明在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以后，其思想又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在经历了进一步的生活磨练之后，又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致良知”说成为王阳明思想的最成熟形态，同样运用了《周易》的思想资源。较之“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有一定的优势。第一，“致良知”命题将“内求于心”的道德内求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更加有效地引证了《易传》中的有关思想方法，使得“内求于心”的工夫论更为直截、简易地表达出来，“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第二，“致良知”说包含的工夫论方面的思想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知行合一”只是解决了工夫论的方向，即“求理于吾心”、“知行合一并进”的问题，以消除“心、理为二”、 “知、行为二”的弊端，至于如何向内作工夫，“知行合一”的思想却不能提供，而“致良知”说却将这些难题一并解决，它结合易道，完善地表达了关于本体、工夫一致的思想：
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适时便是圣人。（卷三《传习录下》）